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踔厉奋发做新时代新征程的奋进者******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国人民大学】

踔厉奋发做新时代新征程的奋进者

——中国人民大学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光明日报记者姚晓丹光明日报通讯员孙浩爽张凯怡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国人民大学牵头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中的杰出代表，深入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的教育教学和研究阐释，铺开一份份学、思、践、悟的路线图。

　　谈到“五路大军”集结的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表示：“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责无旁贷，要当好带头学习宣传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旗帜，不断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踔厉奋发、勇毅前进，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宣传研究阐释，坚定不移走好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作出更大贡献！”

　　主动谋划、高效推进、凝聚共识，中国人民大学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上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持续贡献人大力量。

踔厉奋发做新时代新征程的奋进者

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员工积极收看收听党的二十大开幕会盛况。姚伟康摄/光明图片

　　学深悟透讲准讲深讲透讲活

　　2022年11月2日，近千名人大学子齐聚课堂，聆听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林尚立作报告。林尚立详解大会主题、时代要求和使命任务，对青年学子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提出希望：“要勇做奋斗者、实干家；要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要胸怀‘国之大者’。”报告会后的学生代表座谈上，谈及未来，同学们信心满满，“我们不仅是新时代的亲历者、见证者，更是新时代的受益者，未来还要努力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的建设者。”

　　中国人民大学持续探索“统学、领学、研学、联学、践学”的学习联动机制，第一时间面向全校干部师生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进“形势与政策课”专项行动，把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融入新时代思政课堂，举办集体备课会，书记校长主讲“新时代新征程”第一课，学术大师解读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代表宋鱼水、祖力亚提·司马义、徐川等把热气腾腾的大会精神带进课堂，还有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贯通的青年宣讲课和社会大课堂与校园小课堂紧密结合的大调研。

　　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讲“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路径”，哲学院教授臧峰宇讲“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逻辑”……2022年11月起，彰显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站位、学术品位、育人本位的“中国式现代化大讲堂”开讲，目前已有数十位知名教授为同学们带来一场场思想盛宴。

　　通过“新时代新征程”第一课、“中国式现代化大讲堂”学科示范课、“大道之行”名家讲座课、“时代之问”师生研讨课、“复兴之约”青年宣讲课、“奋斗之路”社会实践课，同学们从听众变成参与者，在问与答、讲与演、知与行的互动中把形势与政策转化为思考与行动。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人大‘红船人’第一时间组织学习，原原本本学、完完整整学。”曾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中国人民大学时作为学生代表汇报学习生活的王海蓉说，“青年一代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同频共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终身，我们责无旁贷。”延河讲师团的同学面向全国近3000所中小学开展红色党史专题宣讲，“我们要将个人学业与党和国家的事业相结合，以学术研究的成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曾与习近平总书记“同上一堂思政课”、来自延河讲师团的薛思齐说。

　　主动担当联学联建联动联合

　　2022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和第一所中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延安中学分别在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考察过的教室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联学，将热气腾腾的大会精神和语重心长的殷殷教诲结合起来，让活跃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延安精神更好地进校园、进课堂。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教诲和亲切关怀，将永远镌刻在我们的成长之路上，成为时刻激励我们奋进向前的力量源泉。”来自延安中学的常瑞雪同学在发言中说。中国人民大学“强国先锋”知行学社郑槐泠同学表示，将牢记嘱托、勇毅前行，传承和弘扬伟大延安精神，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把对祖国血浓于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贯穿学业全过程、融汇在事业追求中。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2022年上半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启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建设工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工程”，举全校之力强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系统性谋划、整体性推进、项目化管理。

　　一马当先研究阐释实践传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其中一件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瞄准这件大事，人大师生“一马当先”：聚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做好顶层设计，集聚研究优势，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脱贫攻坚口述史”系列访谈项目，组织师生深入全国832个贫困县开展调查研究，把成果写在中国大地上，培育一批批时代新人，书写属于人大人“独树一帜”的答卷。

　　复兴梦想正在召唤，广阔舞台已经搭建。由人大研究生组成的20支“理解中国”学术实践团队，奔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过的省区市，围绕民族工作、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疫情防控、产业发展等多个主题，利用假期开展实践调研，撰写调研报告。

　　党的二十大聚焦了全球目光，也牵动着中国人民大学万千在海外的学子、国际学生炽热振奋的心。他们以人大为起点，以饱满的精神风貌向全世界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讲好我们正在经历的新时代故事。他们之中，有的虽身在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依旧心系祖国；有的参与党的二十大报告译校工作，以独特的视角理解中国担当；有的第一时间观看直播，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他们为党的二十大擘画的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感到无比振奋，更加明确了当好展现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友好使者的决心和信心。

　　走在前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汇聚“独树一帜”的研究力量，中国人民大学在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上走在前列、干在实处，打造人文社科研究和创新高地，力争以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的“大平台、大团队、大项目、大成果”打造“独树一帜”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部署重大研究工程、组建跨学科机构，凝聚高水平研究人才。

　　2022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启动《中国文明史》《世界文明史》编撰工作和“中国式现代化与文明新形态研究院”筹备工作，2022年11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式现代化与文明新形态研究院”揭牌，“文明史研究工程”启动，以各领域重量级专家和青年学术骨干为基础组建《世界文明史》《中国文明史》研究团队，推动以文史哲为核心的、融通中外的“中国式现代化与文明史”研究。

　　打造“1+5+N”的高水平人才队伍体系，启动实施“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建设工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工程”，与国内理论界顶级的单位团结合作，深入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的教育教学和研究阐释。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相继成立“中共党史党建学院”“纪检监察学院”“祖国完全统一研究中心”“党委学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委员会”等研究平台和工作机构，形成多个跨学科、跨学院的研究队伍，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持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党办的大学让党放心、人民的大学不负人民，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深情厚望始终激励着人大师生踔厉奋发、团结奋斗。”张东刚说。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0日 05版）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贺劭清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

　　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摄

　　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